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观。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经济的发展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目前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也浮现出一些问题。
1、我们似乎忘记了人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而单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改革初期当时的大锅饭制的社会分配制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物资短缺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所以改革的目标是改变大锅饭这样的分配体制，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这样在不减少其他人的福利的条件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帕累拖改善。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社会的生产效率明鲜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了。但也出现了以破坏资源、生态甚至人健康生命为代价的发展方式。
2、引入了市场经济提高了资源分配的效率，但也带来了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城乡的两元体系结构中，社会的财富分配明鲜出现了不公平。城镇工业的生产效率是农业的生产效率无法比拟的，所以社会资源向城市倾斜。如果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会通过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达到一种平衡，但由于当初为了发展工业而形成的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对工业进行补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斜。可以说这种两元体系结构将撕裂中国社会。前些年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最近倍受关注的城管与小摊贩的冲突都是这种两元体系矛盾表面化。三农问题解决的方法只能抓住两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提高农民收入。当然中央很早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和矛盾。如取消农业税费（减少农业生产成本）；
农业用地的使用权流转（为了重新配置土地使用权，提高配置效率，它的最终结果是土地的集中与规模化经营。）；
农产品价格将不可避免的不断升高。
3、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以简单的财富观念代替了完整的价值观念体系。媒体中经常出现的财富人生、财富英雄，以拥有的钱的数量来衡量人生的成功与否。
不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将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我们要牢记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而非简单的经济增长。有了这样一个标准执政者才能在出现问题时有一个正确衡量与评价。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可以说明执政者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就如同是公司的长短期目标那样应该是协调一致的，但如果只强调短期的目标与利益就会造成两种目标的对立与冲突。特别是在基层的政府这种追求短期的利益非常强烈。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对政府官员的考评体系有关，所以除了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引入科学发展观外还需要对政府官员的考评体系做出调整，以调节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
其次对市场经济的作用需要更深入认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以效率为标准的，它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引入的风险，这一点资本市场就是最好的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可以更快速的分配社会资源，创造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但它也可以在转瞬间让资产泡沫化为乌有。金融资本大鳄索罗斯并不认为自已有罪，因为他遵守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我同意他的观点，如果所有的游戏参与者都遵守了游戏规则，而游戏最终出现了崩盘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规则本身是否出了问题。当市场上充斥着被滥发的货币资本，当这些资本涌向一个个投资项目，当它们改变了传统的以自身利润积累为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投资烧钱为根本的各种所谓商业模式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过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出了问题。
另外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三十年的市场化建设已使我们有了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了世界工厂，我们有能力重新考虑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使它更倾向公平而不是只追求效率。如果我们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强势的政府通过非市场行为来兼顾公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推行的廉租房制度。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只有十几年，政府就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了。当然住房制度的改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但这是以他们未来一二十年的收入预支为代价的，其中的利弊得失每个人的都可以衡量一下。就个人观点而言这其实与美国人的透支消费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消费商品不同，透支的程度不一，储蓄的水平高低不同。通过行政手段来调节财富的分配其成本比市场化调节要高，而且容易产生权利寻租这样的后遗症（所以公开透明非常重要，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但为了公平这又是必须要做了，其实除了行政手段利用市场经济自身规律也可以行进很好的调节，比如政府现在正在做的，引导医疗、保险、银行等社会资源向农村流动。如何创造性的运用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同时兼顾公平是需要执政者有足够多的勇气与智慧的。因为政府自身作为利益既得者有时是需要放弃一些利益的，比如将放弃优质地块的拍卖收益改建公益设施或者廉租房。当然政府官员会说：这样做政府收入减少了，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也会减少。那就需要在政府收支要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比较一下资产泡沫的风险与政府操作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成本。
第三改革带来的还有人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而这种经济基础变化带来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它也许会成为我们科学发展的真正阻碍。上世纪中期一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弗洛姆在他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满足于物质贪婪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征服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控制人的欲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社会主义面临着堕落为这样一种体系的危险，即它能使较贫穷的国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标。……消费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主要目标首先不是拥有物品，而是不断地消费，以此支填补他那消极、孤独和焦虑的内心空虚。个人不能控制自已的工作环境，他感到软弱，孤独、厌烦和焦虑。同时通过广告这一中介大量推销工业品而谋取利润的需要，又将人变成了贪得无厌的人。他是个永无止境的消费者，把烟、酒、两性关系、电影、电视、旅游，甚至教育、书籍等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消费的项目。并且创造了许多新的人为需要，人的趣味也受到控制。对消费的贪求，其极端形式被费洛伊德称之为“感观接受型品格”，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里它已变成一种主导内驱力。消费人在幸福的幻觉下，从无意识上讲，他会遭受消沉和烦恼之苦。他越是有力地控制机器，作为人类存在物的他就变得越是无力；
他消费的越多，他就越是成为工业系统所创造和操纵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奴隶。他把颤抖误解为因欣喜而生的激动，把幸福误解为生活的物质舒适；
贪婪的满足变成了生活的意义，因贪婪而产生的冲动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社会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解决满足其民众合法的物质需要这一问题。然而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要意识到最适宜消费的目标容易变成最大量消费的危险。
这种消费的精神恰恰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精神的对立面。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是什么而不是人拥有什么或利用什么的社会。他要把人从其物质欲望的链条上解放出来，以便使人成为非常清醒、活泼和敏感的人，而不是成为其欲望的奴隶。他写道：“大量有用物品的生产，结果却造就大量无用的人。”他想消除贫穷，因为贫穷不能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他也想防止极端富裕，因为在极端富裕中人可能成为自身欲望的囚徒。他的目标不是大量消费，而是适度消费，满足那些基本的作为一种工具的服务于较完善和较富裕生活的人类需要。
每当我看到这段话我都会觉得震撼，因为我在这段话里看到了自已的影子。同时也让我认识到科学发展的真正含义。科学的发展最终的目标是人的发展。这里的人不在是拥有什么或利用什么，而是表明人是什么。社会不应该鼓励最大量的消费而应提倡适度消费。任何物质资源都是有限的，无限消费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对个人、社会还是自然资源。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我们提醒。即使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时期我也同样反对用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甚至将消费标榜为爱国行动。个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更重要是的重构我们的价值体系，改变我们的财富、消费观念。简单形象的说，应该让每个人都拿起ＤＶ成为导演与摄像师而不是座在电视前成为观众；
应该让每个人都成为编辑、博主，而不是被动接受的读者；
应该让每个人都能ＤＩＹ自已的生活，而不是成为大卖场里疯狂的购买者。也许很多官员、经济学家会坚决反对我的观点，因为没有了消费支撑经济将不可能继续高速增长。诚然正如温总理所说经济每增长一个点就代表了上百万的工作机会，但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本身就是粗放型的社会发展方式。当然应该承认这也是目前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而且在当前环境下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没有了经济增长还会产生社会安定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生产的产品价格低廉，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微薄。事实上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以低廉的价格输送到了国外，为西方国家控制通胀作了贡献。即便如此我们仍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财富，但这些财富大多掌据在国家手中，企业得了小头员工只拿到零头，特别是农民工得到是更是少之又少。之所以这种情况可以长期存在是因为还有更不赚钱的农业，与打工相比种地更赚不到钱。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对外的制造业的岗位没有了，农业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农村隐形失业人口，不保证经济增长就业问题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根子上来说这是我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只是以前世界经济向好掩盖了这个问题，金融危机使它更快更直接的显现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保增长只是暂时的与表面的，调结构与重新向农村分配更多的资源补上欠账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出差去北京，在返程的火车上遇到一个老年旅游团，他们是普陀山附近的农民，村里组织老年人每年外出旅行一次。这让我颇多感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的基础源于两点：政治体制与执政者的抱负。这是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的成功，很难想象一个民主制的多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会有一个明确目标的，持续三十年不间断的社会变革。因为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导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它们必然会在下一次政权更叠的时候为自已寻找并扶持利益代言者。这样改革的结果必然是反反复复，不可能取得向中国这样的成就。执政者的抱负表现为始终一贯地以社会公民的福利为目标的执政。做一件事容易，长期坚持不断的做就很难了，这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在中国政府由于掌握了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资产，所以它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再一次地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理性回归，它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理性看待过去三十年的高速成长，经济内生结构的偏差与自然资源边界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太可能再坚持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年了。为了更持久的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