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梁煜璋
要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就需要通过严谨的历史比较。而这种历史比较的基本根据就是它召开的历史背景（即当时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会议的主要议题。下面，我们就首先来考察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历次专门研究和部署党建问题的中央全会。
第一次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次是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
第三次是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第四次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五次是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第六次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第七次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七次中央全会，从其通过的《决定》或《决议》即会议的主要议题来看，只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届二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是专门研究和部署党的建设的“全局”，而其他三次全会则是从党的建设的某一个（重要）“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的。自然，“全局”要优于“方面”的。
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届二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其中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比较特殊，与其他三次全会比较而言，它是侧重于“落实行动”的，属“执行”层面；
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则是侧重于“战略谋划”，属“决策”层面。自然，“决策”要优于“执行”的。
至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其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比较特殊，与其他两次全会比较而言，它严格地讲属于“党史”范畴，而当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则很明确的就是“党建”。不过“党史”即是过去的党建，而且是对党建的历史性总结。
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等量齐观”，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即它们召开的历史背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束了过渡和徘徊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党“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它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时《人民日报》社论）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是在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有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重大问题，作出的重要决定。这个《决定》对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得党心，大得民心！”（当时《人民日报》社论）
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
200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述。习近平文章指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综合这两面的内容不难看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建立在这样两个重大历史背景之上，即：一是配合和推动我们党从传统发展模式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着眼于下一个30改革和下一个60发展，是处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由此加速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即：这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通过了一个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党的建设历程中起着十分突出和重要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