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月满三更鼓 人间犹历来时路
一 若，人生只如初见
那天，哪一天？准确说来，所指的，也应该恰为昨天吧！打开手机，不自主地翻阅QQ好友动态，一位沉寂许久的高中旧友的新修改日志赫然在列，不由惊讶。于他于我，人生路漫长，这些年的天各一方，我们少有生活的交集。而旧友，也委实成了我记忆里，所不能再轻易辨识的字迹。
日志的内容很长，估摸有三千来字吧，虽然我平常都并无阅读好友日志的习惯，但这一次，我还是耐心的读完了。何况，还应算是第二次拜读。
旧友姓刘，他在这篇标题为《深夜无眠》的日志中，叙述了关于他，也关于一代人成长岁月的荒草丛生，却无人过问的久蛰湿冷。高三那年，也即06年的9月，他做出了让我们惊愕的休学决定，只身一人，匆匆赶赴南海之滨的广东。这是他所渴望历久的疯狂与自由：在无涯城市和摩天大厦充填的缝隙之间，在混凝土与墙砖建构起的文明镶边。打工，寄信，来来去去，走走停停。倾慕于它，繁华遗世的灵魂羽化；
梳揽于它，斑斓倥偬的草木蒹葭。
刘是个心思极其细腻之人，单从文笔彰显的功力上，就可明显察觉得出。无论是农忙时的幽居，听一声黑瓦甍檐坠下的潺潺雨点；
还是于谷雨前后，赏一季帘外芭蕉涨腻的膏脂葱翠。刘那不俗的文学底子，都会时不时地，借以挪揄季羡林老先生画意诗情的书香铅字，潜移于他的美学理念，并感怀人生某种形而上的，深层次的东西。而每每触景生情，刘大抵都会不吐不快，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日志，以此“云鬓”一番心中况慨和“花黄”。
高中时代，高一不分文理，高二分班，我被迫进了文科班。在冗员庞杂的大班级里，能和刘相识相知，成为挚交，真乃值得庆幸的事。当时的我们，一掊瓜子，几颗花生，可谓海侃。上至飞龙在天，下至临渊入地，包罗万象，无所不谈。甚至当课堂上，语文老师还在讲台前踱着方步，声嘶力竭地给我们分析诗经里的《氓》那篇课文的大义微言之时，我还不可一世地迷恋上了去写作现代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而最早对我作评析，一一斧正的人，也正是刘。
那年，我们刚上高二，用他的话来说：我们都还是好孩子，有着木棉花开，单薄而明媚的晴朗；
有着如薄荷味一样的纯彻微笑。如今，多年过去，往事都已如白驹过隙。他也惯习漂泊，和我一样，沦落到了异乡。但确凿无疑的一点则是：他现尚在念大学，并“羁旅”于上海。
上海，国际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引擎了中国最俱繁华，最俱风韵的城市化、国际化的一面。一如作家张爱玲笔下，那个一袭旗袍，款款翘臀的妙龄女子。时时乍现，又时时笑颦，消隐于霓虹流转的弄堂。但《流言》也好，《沉香屑》也罢，终究敌不过一次源起闺阁，好奇张望世界的《倾城之恋》。而刘，这位至上初中都还没见过汽车，从贵州的大山深处走出的农村孩子，如今一路颠簸，只身跑到了中国最前沿的地方。这故事听得，多少还有点天遂人愿的偌大“讽刺”。
刘，我跟他，很久很久没联系了。只记得今年年前，在我们县城的车站，跟他打了一个寒暄的照面。他当时一手提着旅行肩包，一手打着电机，蹬着浅棕色皮靴，透露着大城市带来的扑面洋气。而其时，寒冬孑存的路边积雪，也还尚未化完。他扭头，看见了我，笑了笑，喊出了我的名字：“哎，罗维啊，好久不见！－－哦，对了，明天有时间上我家来嘛，吃刨汤哩，咱哥俩可是多年未见，这一次一定要喝它两盅。”我憨厚地躬身站着，推脱了缘由，对他的盛情邀请表示了诚挚谢意。他随即钻进了车厢－－班车马上就要开走。
这应当算是近年与刘相见的最后一面吧，之后都未竟有蒙面。估计以后，连他何时回家，何时出门，我都照旧会浑然不知，连和他在下个路口偶遇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掐指可算的吧？
刘是一个随性之人，可能会选择在茫茫人海中，深居简出，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大隐隐于市”；
毋宁说，刘会在一个专属于他的国度，诗意地栖息下来：策马牧羊，逐草而居。虽然，这在诸多时候，都是倾注于恋恋风尘的缭乱句子。
二 梦，自在飞花轻似
突然脑际蹦出了那个好像闻所未闻的地名。而那出自地图，出自地标的语符，也委实叫人听得恍如隔世。它的名字，叫岑松。
岑松，让人宣泄，让人怀念。那一年，我们三下乡，我们可都还只是大二的人啊！怎么一恍，便已只身于大四的毕业前奏，便已一去二三年？
在我两年之前，暑期所倾注泪水写就的《三下乡，在我生命中盛开的那些花儿》的日志里，也曾多少次，让我对车窗外的魂牵梦绕无端落枕，无端从我肆意的操场奔跑中，将夕阳打马西下。那些岁月，那些花儿，那些真假，那些用泥巴捏做的小小梦境，何时才能盛开在天涯？拼接出影像里的真实，真实里的幻化？
三下乡，平心而论，收获了很多，也感慨了很多。所收获的是：中国近些年无论依法治国，还是法治理念等大政方针的相继提出，都几近上行下效，很难在真正意义上缝合自西汉中期以降，罢黜诸子学说，儒家思想归位正统，很多于民众中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诚然，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所著的《乡土中国》里的感言：中国的农村地势广袤，是一个由熟人社会所组成的共同体。在重农抑商桎梏下的小农经济，对后来的社会背景的形成影响深远。相应地，源起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父权家族宗族制度，也是在中国古代早期宗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维护其伦理道德秩序，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家族宗族集团的行为规范。是为“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柔，姑慈妇听”等人伦纲常奠定了基础。
顺者听天由命，逆者明哲保身。贯穿中华文明终始的周礼的长期存在，致使很多现今由国家强制力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在当地治域范围都形同虚设。无讼、厌讼、耻讼之思辩，在民风尚古的乡间，呈现得犹为明显。
所感慨的是：我们原本以为，那些信誓旦旦就能做好的事情，原来都要历经一番坎坷。现实，远远要比煽情的电影剧情，要看得更为残酷。
多年前的一部国产电影，《美丽的大脚》，我无数次地为之掉泪：为那片贫瘠干涸，寸草未生的黄土地；
为那位投身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
为那群如饥似渴，奋发求学的上进孩子。
电影告临尾声，袁泉扮演的支教老师带着恸怆与凄嚎，最终选择从学校正前方的黄坡上一个趔趄，径直俯冲而下。黄沙弥漫，在寥廓的旷野四散开来，捣腾了西部地区的无柰现状，痉挛了教育落后的竭虑与哀鸣。
贵州在西部；
在中国西部省份，有个落后的贵州。三下乡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七天时间，我们的内容紧凑而充实。其中一项服务内容，就是为当地的中小学生，进行为期一两天的义务支教。
其时，2009年7月的下旬，中学都已放了长暑假，学校腾空出来的明晃晃的操场上，寂静无人。只能远远看见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和黑板那未尽擦去的粉笔字迹；
盘旋于走廊、过道或墙角的纤维束－－蜘蛛网；
环抱的梧桐树上，蝉之歌声，也叫得人骤然犯困。那些天，阳光晒得地表晕厥而热辣，衣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冒出隐现的盐碱；
我们的三下乡队员，也都个个东倒西歪，早已如田间地头打焉的茄子。
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下午三点罢。一个长得瘦削而黝黑的男孩，踩一双磨痕浓重的胶底凉鞋，从老远的山下跑了上来。喘着大口的粗气，汗流涔涔。我立即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先坐下休息。待摊开他那揉得发皱的数学课本－－小学四年级的。他便用满脸信任的期许打量着我，怯生生地问道：“哥哥，我们平时用的铅笔，都是怎么做成的？”
铅笔？呜呼！这难道不也正是曾在小时候，困窘过我的问题么？我耐心地给他解释，他不时地点点头，若有所思。临说完，恍然大悟般，从他那稚气的脸颊，顿时泛起了那本属童年的纯真笑靥。之后，向我道谢，挥手作别。而他那在日光下渐渐远去的瘦小背影，徒留下孤零的我，是不是又能从中，触摸到扣人心弦的什么？
岑松的旁边，玉凯高速公路（沪昆高速的一段）穿镇而过。高速公路，代表着交通之讯捷，信息之畅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网络知识的浩如烟海，城市里，一个6、7岁的黄发垂髫，都已完全熟稔网络，可以从中撷取到很多自己所需的东西。而他，这位10岁出头的乡间男孩，却还一再向我探询一个在10年之前，曾会困窘过我的问题。而这，是不是多少有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生况味？
为那位渴求新知的小男孩，我落泪了。城市繁华下的光鲜外表，并不能填补农村孩童的内心缺失。农村的基本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乱肋：配套设施有欠完备，硬件、软件相对滞后，体制、机制不甚健全，不一而足。肇始于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也让很多适龄儿童过早地背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无助的他们，只得整整肩头的包裹，跟随父辈，踏上了开赴异乡的火车。由于教育层次低，他们大多再一次沦为城市里的最低层，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被时代诩之以“新生代”农民工。
呜呼！我还能说什么呢？而那位一身瘦削而黝黑的小男孩，道别前所紧攥的挥手，至今又是如此的记忆深刻。越岭翻山，穿过了两年时间的欢欣与无常，越发显见得清晰。
两年弹指过去，那个日光下，回眸挥别的腼腆男孩，应该长高了许多，也到了上初中的年纪了吧？
三 别，何事长向时圆
孙燕姿有一首很老的歌，名叫《风筝》。虽然她在淡出歌坛前，曾出过不少专辑，但我所能记住的歌名，也只是那少数的几个。就像要去凭空记住某样事物，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契机。而《风筝》，正是其中之一。
风筝，让我不由怀念起我的大半个童年。在小学，在河滩，在杨柳新抽枝桠的三月，在信手涂鸦后的纤绳细细牵。我和胞弟，一面奔跑，一面追逐在逍遥自在的云舒云卷。
而此时的胞弟，还在中学的课堂里，披星戴月地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过年回家，跟他聊及我们从前的趣事：暑天一起下河摸蟹，他的拇指突然被河蟹的钳子夹住，疼得他嗷嗷叫，让我过来帮忙，而我在旁不闻不问，叉着腰傻笑着；
“偷”了我的私房钱去买了玩具，被我发现后大发雷霆。这无论从气力还是据理，他都不及我，最终被我一顿狂揍，躲在了墙脚哭哭啼啼。
现在的他，鼻梁上挂起了做学问的眼镜，嘴角，也已浅浅冒起了胡须。对我之前所说的每一句话，字字珠矶，越发翘着二郎腿，更像一个在茶楼听书的人。身临其境的我，只能在泯灭前辨识，那拳拳之心背后，所不轻易嬗变的口吻。
“有过这回事么？”胞弟他愣神地看着我，惊异的表情下渐而爽朗的笑了。
全然忘却，毫不怨恨，对于剧本里的我来说，又还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鲁迅先生讲述兄弟亲情的那篇《风筝》，所陈及的，不也正是出自同一番碎念与况慨么？
那时的我们，嚷着，跑着，笑着。衲过绣花鞋底的如今，针针怨怼；
而对胞弟补过的方式，怕是人间再难有。他的童年被我粗暴的虐杀，残忍的时间让这一幕从记忆的卷轴里忽地次第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如那年逆行的天上风筝，很重很重的坠了下去。
但，亲爱的你，是否可曾真正知晓，且能否亲口告诉我：天上的风筝，都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