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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老的人生追求
要了解辛老的乡村治理思想，就必须了解辛老的人生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是怎么形成的。辛老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所追求的就是要建设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新中国，虽然共产党官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许多解读，但他老人家心中的理想仍然是这么朴实，终生不渝。
辛老生于1927年，出身于皖东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家庭一直把他从小学培养到大学，在那时的中国属凤毛麟角了，是地道的知识型阔少爷。他年轻时候看到的旧中国是“经济凋敝、政治黑暗、社会不平等”。随着他书读的越多，他想不明白的问题也越多了。为什么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济如此不堪？为什么民国已经建立多年还是独裁政治？为什么我家终日辛劳的佃户饥寒交迫而不劳而获的我却能西装革履？也就是这样，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学里加入了地下共产党，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一定能给他带来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新中国。这种信念促使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活动，身份暴露后又历经千辛万苦投奔解放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辛老被安排到中央机关工作，工作中他隐隐约约感觉到，社会主义实践与他心中的理想不完全一致。幸好共产党给了一次“大鸣大放”的机会，于是辛老怀着对共产党的十二万分忠诚，给共产党中央上万言书，希望共产党改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坏毛病，朝着他心中理想的“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目标前进。结果，共产党“奖励”了他十二年牢狱和八年农村劳动改造生活，外加妻离子散。二十二年的失去自由，并没有使他放弃理想，二十二年中他不断反思，他坚信他的理想是对的，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实践好。
1978年平反恢复工作后，他就很自然地想，既然如此，那我就亲身去研究和实践吧，从哪里着手呢？哪里问题最大就从哪里下手，当然是农村问题最大，那就从农村着手。所以他放弃了回北京的机会和自己的法律专业，开始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从辛老的身上我看到了两点。其一，信念的力量是令人震撼的，我第一次去辛老家时几乎惊呆了，辛老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这无论如何与我想象中的大社会学家对不上号；
辛老客气，说中午一定要请我吃饭，不然有违待客之道；
辛老把我带到一个小吃摊上，要了十五块钱快餐，并解释说“饭只要吃饱就可以了，钱要用到事业上”，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所接受的“最高级”的招待。近年他预感他来日不多，张罗着要卖掉他的房产，得款和他的积蓄放在一起，委托我在他百年后成立“辛秋水农村社会学研究基金”，每每听他提及此事，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悲壮，而且悲痛！其二，我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可能有目标冲突，“革命的知识分子”想要的，可能不完全是共产党想要的，尤其不是取得政权后的共产党想要的；
但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把他们的理想找到一个现实载体，他们选择的这个载体就是共产党；
我曾经开玩笑地跟辛老说：共产党把您打成“右派”是极不英明的，因为您是左派!
辛老倡导的两件大事
辛老的研究领域很广，著述很多，有学术专著，也有农村社会学教材，还写了200多篇文章；
并且亲身进行社会实验。但在所有这些研究和实践中，他最看重的是两件大事，一是文化扶贫，一是村民自治。最终辛老把这二者相结合，形成了“三个基地，一个保障”的乡村改造实践模式。但这种模式的思想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它是辛老在研究和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有它内在的思想和行动逻辑。下面我尝试还原辛老的这个逻辑过程。
第一步，辛老是那种把论文写在田野上的社会学家——他现在也要求我们这样做；
他长期泡在农村，与农民为伍，实地观察以发现问题。一开始，他觉得农村问题实在太多，简直无从下手。后来他发现，虽然农村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个“穷”字。于是，他认为扶贫工作是牛鼻子，应该牵住它。这样他就把他的目光聚焦到扶贫上来了。
第二步，当辛老专注于扶贫研究时，发现政府的扶贫方式有缺陷。政府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并不那么好，尤其是越落后的地方效果越差，而恰恰是落后的地方更需要扶贫。于是辛老开始寻找农民的穷根在哪里，辛老发现农民穷就穷在“文化”上，穷就穷在文化知识不足、文化观念落后、文化氛围缺失。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这是书斋里想不出的。辛老就选点进行社会实验，他在实验村帮助农民建立起一个图书室、一个贴报栏群、一个实用技术培训中心——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个基地”。这种实验开展后，发现农民确实有这种需求，效果很好。
第三步，但是实验不久，发现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有了“三个基地”，这“基地”就存在一个管理和可持续运作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村干部来管理，但村干部似乎对“基地”并不热心。因为“基地”是农民的，而村干部“是政府的”，不听农民的。为此，就必须把村民自治落到实处，于是辛老想到要改进村委会选举方法，使村干部真正感觉到“权为民所授”。这样，辛老就创造了村委会“组合竞选”，并在实验村进行实验。
第四步，文化扶贫和“组合竞选”同时开展以后，辛老发现组合竞选出来的村干部责任心强，对“基地”热心了，“基地”得以可持续发展。同时，“三个基地”的文化输入，提高了农民的能力，促进了村民自治的“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主监督”。两者是可以互动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个基础上，辛老再进行理论总结，最终获省委批准推广。
必须相对接的两种文化
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方面，辛老认为西方的民主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全盘照搬西方的经验是不可取的，应该充分重视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起来。根据我的理解，辛老之所以有这个主张，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完全西化，实际上是化不了的。只要看看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看一看千百年来给农民留下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就知道完全照搬西方不可取。中国文化的形成条件和基础与西方差别很大。
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民主基因，应该加以挖掘和利用。虽然，中国的封建专制时间很长，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文化，而民本思想是儒文化的重要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有与西方现代文明对接的基础。且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因地制宜，可以降低推进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成本。莲山课件
其三，东西方文化融合已经是一种大趋势。一方面，东西方文化不仅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潮流不可阻挡，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会随之加快，传统农民必然逐步向现代农民转变，农村将逐步向城市看齐。
社会学家的三种角色
我发现，作为社会学家，辛老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在他的身上有三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一身三任，这不是每一个社会学家都能做到的。他既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更是一个布道者。
首先，他是一个研究者。作为学者，他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他发现问题，研究问题，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充当一个社会医生的角色。数十年来，他著作等身，八十高龄了，还笔耕不辍。
其次，他是一个实践者。他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他不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进行社会实验，做改造乡村的身体力行者。他的文化扶贫模式、村委会“组合竞选”都不是靠理论逻辑推理得出来的，都是从社会实验中总结出来的。
最后，他还是一个布道者。说他是布道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方式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力求使更多的人对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有更深的认识，充当了一个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另一方面，他总是尽可能地想办法让官员接受他的主张，以使他的社会实验不断推进，充当了一个义务幕僚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