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语词类的发展
从《马氏文通》至今，中国汉语的研究发展，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１８９８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２０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１．标准的多重化。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助性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２．分类的精密化。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３．角度的多样化。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从词类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从而找到更为合乎汉语实际的，更为有效的词类划分标准，并依据这一标准科学而详细地描写各个词类以及每个词的特点和性质。首先，在词类转变问题上得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结论，对建立一部完整的汉语语法发展史贡献颇大。
一般认为，古汉语的词类活用非常普遍。但本书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说明，名词能否经常用作动词有其深刻的语义基础：只有特征义来自所表人或事物的行为动作的名词才能经常用作动词，特征义来自形貌性状特征者用作动词则为活用。而且，前种情况的名词用作动词时，其词义引申方式如果符合同类词的意义活动范围，就是名动兼类；
超出同类词的意义活动范围者则为活用。但是，按照此种标准分析出来的名动兼类词数量众多，成批出现，且名动两种词性不分主次，因此该书认为先秦汉语中存在有一种特殊的词类：“名动词”。这种词类到了汉代以后开始向名词或动词的单一词性分化。汉语是一种非形态的语言，作者所做的这些探索无疑是抓住了汉语的本质特点，对汉语词类，甚至汉语语法的研究均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其次，能够修正现行词类活用理论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古汉语的语法教学，尤其是词类教学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比如本书首次采用“功能筛选法”，初步确定古汉语名动词类转变的顺序共有两种：名—动转类和动—名转类，这就纠正了现行词类活用理论中只承认前者的错误做法。再如，本书以名词作性质说明谓语和状态说明谓语为例说明了语法功能和词类活用的关系，认为“君”“臣”一类表示社会身份和“面”“衣”等表示体貌特征和衣食住行的具体名词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都能作说明谓语。因此，它们均应该属于词类的多功能现象，即作说明谓语是名词的正常语法功能之一。这就纠正了现有的把词类与句子成分全面对立起来的做法。再如，一般认为，《马氏文通》的“字类假借”与“字无定类”是自相矛盾的。但作者的研究表明，《文通》的字类理论自成体系，并无冲突。
最后，拓宽了词类转变的研究范围，为古汉语词类转变的研究提供了新路子。
传统理论认为，词类转变是一个纯粹的语法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也仅仅是从语法学的角度出发，结果是至今连什么是本用，什么是活用也未能弄明白。而本书却能全面结合语义和语用来研究词类转变，许多相关问题也便迎刃而解。比如本书认为，从引申义与本义的远近关系来看，只有与本义有直接引申关系的引申义所对应的词性有所变动时才属于词类转变。其次，从词义的引申方式来看，只有从词所表示的本体事物引申出来的意义所对应的词性有所变动时才属词类转变。另外，本书还以《诗经》《左传》等为例，首次探讨了文体与词类转变的关系，认为特定文体的形式特点与书写内容对词类活用的出现多少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这就又把词类转变研究的视角扩展到语用学领域。语法与语义、语用相结合，就使词类转变性质的判定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
总之，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说：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对以后的相关研究必定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说，该研究成果是古汉语词类转变研究的成功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