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建设清政廉洁政治，使党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树立公仆意识，防止和惩治腐败而提出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晶。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精神极为光明伟大，具有三大鲜明特点。
一、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性质的论述。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组织领导者只能是公仆，两者不能错位。在延安时期，他就反复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后来又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34年1月，他在（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1941年5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郑重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罪者治罪。”
全国新政权建立后，他多次告诫全党和全体干部：“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认为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反贪污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1953年1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这些论述和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决不允许任何人用以权谋私、贪污浪费和亵权渎职的行为去玷污。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宗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及其政府的显著标志。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旨一以贯之于各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为政清廉的办事制度，深得民心。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党员和干部自觉地这项宗旨作为高尚操守，为党树立了崇高威信，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热爱。
二、惩腐肃贪，严厉果断
毛泽东从不把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停留于主张。并认为要清除腐败、永葆党的廉洁品格和队伍的纯洁性，必须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危害党的事业者，尤其是对位高权重、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并绳之以法。这样，才能震慑腐化堕落分子，做到令行禁止并教育全党，“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在廉政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曾先后亲自发动和领导过中央苏区的反贪污腐败斗争，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亲自参与处理了三起重大腐败案件（1934年熊仙壁贪污腐败案，1937年黄克功避婚杀人案和1952年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化案）。这里，仅引毛泽东处理黄克功案件时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的亲笔信就足以充分表明他惩治腐败的严正立场、坚强决心和果断举措。他在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实为惋惜，但黄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有如此卑鄙、残忍、失掉党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和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军委不得不根据其罪行和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普通人，正因为他是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是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行为所致。毛泽东还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戒。毛泽东指示雷经天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宣布这封信。毛泽东几十年前的这封言之凿凿的亲笔信让我们在称颂他震古铄今伟业的同时，对他惩腐肃贪、除恶务尽的举措不得不由衷地颂赞。
每当毛泽东领导开展一项重大的反污腐化斗争之后，腐化蜕化分子必然受到极大震慑，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再次净化，廉政建设效果显著。在处决张子善、刘青山之后的近三十年里，全国未曾出现过类似重大要案。
三、身先垂范，廉洁自律
在廉政建设中，毛泽东的表率作用很具特色。他坚持共产党的章法，决不搞裙带关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干部人事工作的腐败不正之风。《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了建国初期他回复家乡亲朋故旧的近20封书信，内容涉及谢绝举荐至亲密友参加工作、介绍同窗入党、推荐晚辈升学、优先抚恤家乡烈士家属和指示地方党政组织按照普通人一样管理他的亲戚等等。他不仅将其办事准则告之父老乡亲，还将处理亲人一般来信的原则告之秘书田家英，“凡是要求来北京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这些珍贵的手迹和谈话记载了毛泽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反对任人唯亲，为共产党执政开创新的政风的史实，表明了他高尚纯洁的思想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毛泽东历年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堪称艰苦朴素的典范。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本色。他的卫士回忆：“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他曾对卫士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三年困难时期，他与全国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吃饭定量，连续六、七个月没吃一片猪肉，脚因营养不良而浮肿。
“其身正，不令而行”，领导干部的身先垂范对下级是无声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群众极为关心，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不允许他们特殊。毛岸英从苏联学习结束返回延安，就派他到农村去锻炼，接着又送他去抗美援朝的战场。两个女儿在北师大附中学习时，为了不使他们有特殊感，防止学校特殊待遇，家长栏填写了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名字。正由于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以律己的表率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在广大机关干部 自然形成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新风尚，涌现了一心想着全体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艰苦奋斗的铁人王进喜，以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和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整个社会官风正、民风淳，堪称政通人和。
为不断消除腐蚀革命伟大前途的障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接受党外批评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把开展日常性的防腐倡廉教育和惩腐肃贪的专项斗争相结合，把惩处反面教员和褒奖先进典型相结合，创造和总结出了许多于当今廉政建设仍十分有益的经验。
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表明，开拓民主新路，反腐倡廉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无疑增加了共产党人执政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从抵御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研究和实践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始终高扬反腐倡廉的大旗，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