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上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列宁、毛泽东分别在俄国和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但是都不成功。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后，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特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针对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力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并且把公有制为主和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看成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两个重大的标志。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突破
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由于历史的局限，将私有制看成了一切罪恶之源，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必须要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为公有制，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主要特征，公有制的实现以及实现程度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的及其成熟度的标志。因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由此废除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走上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经过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重大挫折。
(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
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实行计划经济。在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原则性构思想中，发展生产力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初，由于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需要利用国家权力，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
而国家一旦实行了社会所有，货币和商品生产就要废除，旧的分工和竞争也随之消失，为统一的计划经济和直接的产品分配所取代，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保留按劳分配）。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新党纲时，列宁坚持社会主义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且在实践上尝试在俄国建立以产品经济为内容的高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辛迪加”。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列宁依据当时国内战争需要，没有实施关于社会主义“辛迪加”的设想，而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和政策 。战争结束后，1921年初，俄国农民由于余粮征集制而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不满，城市工人因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产生不信任，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现实使列宁重新认真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应建成什么样子这个重大问题。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他在晚年写的八篇文章中集中探索了在落后的俄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如关于发挥私人资本主义作用的观点，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允许和鼓励小农经济发展等观点。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设想，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由于在整体上忽略俄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现出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限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从而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的严重弊端。苏联七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正是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体制，才使矛盾逐步积累、激化，导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与此同时，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样形成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反思前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且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６０年代虽然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由于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导致执政基础的流失，共产党痛失执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 “黄油面包”，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令人民失望，因为在经济增长中，人民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
（二）毛泽东三十年艰难的探索
建立一个国家，巩固执政地位关键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社会，毛泽东先后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要代表人民利益，但是在如何实现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充满着胜利后的激情，怀着一种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调动和利用了新社会制度诞生使全体劳动人民地位改变的巨大政治效应和政治热情，针对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采取外延扩展型经济增长和高积累、低消费的投入带动型赶超并重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充分发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动员能力，迅速动员和集中使用了全国的资源，借助前苏联的援助，以苏联模式为样本，在旧中国及其落后的基础上，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在生产力空间布局上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由于忽视了在中国占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建国几年后农业出了问题，引起了执政党的重视。但是在发展农业的问题上却采取的盲目冒进的办法，生产没有搞上去，国家的稳定却出了问题。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再一次感到了新生政权的巩固重要。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方面在拨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误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产力带动起来。误以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纯越好，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下子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只是在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的办法，阻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狠抓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要继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彻底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严重偏离了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由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忽略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能把生产力促上去。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意见的党派和个人的政治运动，建设问题自然而然被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毛泽东虽然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上实践也证明了：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
（三）邓小平理论的提出
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小平同志讲“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同志一样，邓小平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利益。1979年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有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胆略，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原则、最大优越性和本质。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中，邓小平既讲到了生产力问题，又讲到了生产关系问题，而最终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并且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的构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这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讲得最多而又简洁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
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制定了“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
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推进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积累物质财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中心任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开始阶段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积蓄改革的力量，缩短改革的进程，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既运用一些修补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运转，使改革的重点，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方面，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并依托它们实现增长。1980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种改革战略在农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把它推广到其它部门中，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使非国有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经济发展的基础杠杆——利益杠杆启动以后，这种最基本的制度构造发挥了巨大的效应，按照商品经济本性生长出来的各种经济主体，表现了极大的活力，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渐进式改革最显著、最有成效的农村经济开始活跃，乡镇企业异军崛起，长期压抑的中国生产力得到了释放，经济总量的外延扩大并迅速发展，很快填补了对资本需求较少的部分，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了保持稳定的最根本的条件。
在利用有利国际形势，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连接的战略指引下，中国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有限投资能带来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大力引进外资，优先考虑轻工业和中型工业，以发挥其投入产出周期较短效益较高的优势，利用发达国家因经济成熟和工资提高急于将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工业转移到比较便宜地区的要求，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在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引发了一场来势凶猛、规模巨大的经济高速增长，大约三亿多人口的地区实现着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十几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1978-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1%。在“体制外”的改革已经成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情况下，由于多数改革者对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没有明晰的理性认识，仍然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改革，未能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因此，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 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中国的改革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一部分人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以种种借口阻碍改革的进行，国有经济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初级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后的几年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开始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由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在政权发生更迭的条件下急速地进行的，而是在原有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的。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采取的经济改革优于政治改革的策略，使经济在稳定的环境中起步，避免了大的社会震动。不但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得到发展，国有经济采取的“放权让利”的政策几乎使人人得益，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认同度很强。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10年的艰苦努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作着重点的转变使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
1979—200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5％，是全世界最快的。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短缺状况根本改观。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8.1％降到15.9％，农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70％降到50％以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传统产业得到提升。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人民生活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达到小康。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居于同期世界前列，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时期。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7.9％和47.8％。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5亿农村贫困人口中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降到3％。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小康进程的综合评价，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有3/4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
在增量改革时期，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经济成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使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中就业的人们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的后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滞后，引起企业效益低下，大大限制了职工工资收入的稳定和提高，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下岗工人的生计等问题，不断降低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同时也由于城市工商业改革滞后造成的低效率和浪费，城市企业开工不足，下岗职工增多，城市不能创造足够的新的工作岗位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负担增加；
都引起了人们的显著不满。普通劳动者包括国有企业的职工，特别是一般农民从改革中得益不多，生活改善不大，甚至收入水平下降，而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却能够凭借权力成为暴富，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难题。据2002年底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胡鞍钢、丁祝元在《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一文中表明，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约1-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非常不满意的在3200-3600万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7%-8%，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改革也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由1978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组成情况，分化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在这些社会阶层中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过小，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过大的农业劳动阶层，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2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凡是保证了社会公正的时期(如80年代初中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得到了保证；
凡是牺牲社会公正的时期，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会受到威胁，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否坚持“共同富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是中国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标志。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完善
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其主要表现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许的，但差距若过分悬殊，长期得不到改变，势必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共同富裕是小平同志理想中的价值追求
邓小平一方面从社会形态运动规律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又从历史活动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目的的角度，阐示了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还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虽然这里所概括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还不等同，但是，这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现实要求。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他心目中的发展，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尽管先富是共富目标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后富追赶和超越先富，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具体的目标的实现邓小平认为是21世纪中叶。“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大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这就告诉我们，我国人均四千美元所过上的生活要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四千美元的生活水准，因此，可以说是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自发地倾向于效率，并因此而使效率高的社会成员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还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要素资源有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的多少是按要素贡献来分配的，是否拥有生产要素，拥有的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都决定着其收入的高低。而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要素有是不平均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拥有的多有的人拥有的少，有的拥有的要素质量高，有的拥有的要素质量低，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在收入分配上差距的存在。而这种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会产生马太效应，使收入多的越来越多，收入但是少的越来越少。我国的体制转型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代经济学正统理论开出的“药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休克疗法”，而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试图走出一条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现代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这种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处于同时段（同在商品——市场经济阶段）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制度创新，是依据现代经济运动中出现的可以使公有产权建立并有效运行的客观条件，自觉进行的一种历史性的探索和创造。实现这种结合的关键是探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条件和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出的崭新问题，而且是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彻底解决的颇具难度的问题。探索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任务，这种市场型公有制，就是既坚持公有制的本质内涵和本质要求，又具有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形式的公有制。回顾我国25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结构演变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全民、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覆盖全社会，到90年代中后期国有、集体、外资和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并存发展，出现了全社会范围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情况，处于主体的地位的国营经济大量壅塞于竞争领域，而国营经济自身又因为种种弊病而竞争力差，这使国民经济在整体上竞争力弱，活力不足，从总体上影响了经济效能的提高；
国企的大量存在耗费了财政大量资金，从而使得其它经济成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妨碍了大多数人的发展；
大规模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非法致富大量产生，加速了两极的恶性分化。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依靠自身长期勤劳与冒着巨大风险，得益于新的市场机制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一少部分人则利用转型期的体制弊端，敛取不义之财。由于人们获得机会率的不均等，尤其是通过权力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这种由于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必须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的平等来解决。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公正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有切实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手段，才能防止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公共财产向少数人流失，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二）共同富裕是立足中国国情的选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邓小平认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已被实践证明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是行不通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在研究区域问题时，逐步转向梯度发展理论。“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
“梯度发展战略”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适应，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长要大得多。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域差距拉大，地区间矛盾日益尖锐化。效率与公平成为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中，既要注重效率优先，同时也应兼顾公平。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的差距，又用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体现社会公平。为此，就需要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允许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适当地拉开。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因为：首先，共同富裕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而逐步实现。生产发展是扩大分配、人民富裕的前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共同富裕，而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先富起来，不仅为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而且通过竞争和示范，能够大大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产品总值，提高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可以说，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量的积累，是共同富裕的先导，是共同富裕的局部实现。因此，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其次，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之间自然条件、文化因素、原有基础及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很大差别。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这些差别，就不利于消灭差别；
只有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发展的地区率先发展，率先致富，影响、带动和支持条件差的地区创造条件、加快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灭差别。再次，我国现阶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经济成份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总收入、纯收入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此外，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同，所处地域、环境和单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会一样。总之，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和成效也充分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三）实践共同富裕关键在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的核心就是追求社会公正，要求实现共同富裕。
由于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经济自发演进所必然能够导致的过程，而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这就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利益的调整又必然会遇到那些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碍和反抗。在过去20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仅只是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建立国家基本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中国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既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产权公平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权不仅意味着收入，而且意味着获取收入的手段或依据。社会主义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要保证起点的公正就必须建立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产权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为了奠定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要明晰多种形式的产权，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化、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因此，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公平有序、创业致富的大平台，从而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在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才能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活力的市场经济。在我国，由于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而要改变国有经济一股独大的格局，必须借助产权改革，通过一连串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设计，让外资、民资、管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管理和发展中来，将国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高度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做大做强经济总量，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农村,要以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为核心，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就是要从法律上明确农民拥有土地的产权，授予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转让、抵押、入股等处置权，任何一级政府和组织不得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得干预农民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加快农地制度创新，确保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且在市场准入、交易程序、权利义务、合同格式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实现农地使用权的长期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充分发挥农民最后一道生存防线——土地的作用，在因地而活的基础上，实现因地而富，开辟农民致富新途径。
2、制定和完善分配制度。由于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在分配领域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整个社会看，从企业看，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同时由于存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以及管理者的收入包含机会—风险收入等因素，因而其分配也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构成看，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由于财产收入、投资于股票等因素，其收入来源也趋于多元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是我国现阶段生产要素所有权在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基础上,重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采取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企业中适当提高管理、科技、信息等收入所占的比重，以进一步激发这些生产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活力；
在公有制单位中进一步打破“大锅饭”，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在个人收入分配中必须合理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针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的情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更多的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成为支撑社会稳定与繁荣的中坚力量；
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一步健全税制，强化税收征管；
坚决取缔、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收入；
规范分配秩序，对某些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合理调节；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积极扩大就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降低低收入群体在人群中的比重。此外，为了降低经济不安全感和缩小市场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从国民收入中汲取必要的经济资源，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所有公民，不论居住地、职业、性别、教育程度、年龄，都享有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只有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才能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一项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是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它通过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保险，灾害有赔偿，失业有救济，残疾有安置，贫困有支援，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我国的社会保障必须以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满足遭遇各种风险和困难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安排财政资金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时，必须认真清理支出项目，严格控制支出标准和范围，统一部署和确定合理的保障水平和方式。遏制诸如一次性支付失业保险金、提前退休等不规范行为，并在适当时机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调整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认真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财力差异，资金分配重点向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倾斜，保证其社会保障的基本支出。同时多方筹措资金，如开征利息税、消费税、遗产税等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而为形成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可信赖的社会保障体系打下经济基础。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根据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个目标确定一个较低的、绝大多数单位和个人都能承受的缴费标准，尽可能把各类人员都“囊括”进来，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险、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和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个人、单位、国家三方负担，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既要能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体现社会公平，又要与个人缴费多少挂钩，以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效率；
商业保险则遵循效率原则。
总之，制度建设虽然不是经济建设，但却是促进经济建设并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由先富到后富是既是一个物质财富逐渐积累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完善国家种制度建设的过程，更是一个全民共同享有社会财富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充分学习吸收和借鉴人类现代化国家经验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的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制度实施，才能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调节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矛盾，维护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社会秩序与交易规则，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