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延伸。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科学，科学与发展的关系只能是主次关系，而不能各行其道，更不能主次颠倒。因为，没有科学的基本态度，就不会有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
没有科学的正确思路，势必会造成发展上的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科学态度、科学理念、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实施、科学管理、科学总结和科学引导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在这根“链条”上，又以科学决策为肯綮。
决策可以说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行为及其艺术的一种对象化活动。人类决策机制的形成是人类改造对象世界而取得的一个重要认识成果。《资治通鉴》系反映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决策经验与教训的重要典籍；
《孙子兵法》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小频繁的千百次战争中决策经验的总结，它指导将帅如何对战争进行正确的选择与决策。无疑，科学决策将为构建“和谐”提供思想方法论的基础。
能否认识科学决策方式的要义，以及与自己需要、利益的相关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公众的视野与言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多个领域、行业改革的成功实践，无不折射科学决策的光环。
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行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令人瞩目的高增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收入差距加大、城乡失衡、环境破坏等问题也开始凸显。“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这两个官方判断，已成为中国当下的阶段特征。而相比过去“把蛋糕做大”的经济效率至上，现阶段更强调“把蛋糕分好”的利益重组。因此，细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将成为各地继续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答题，一如在经济快速发展条件下如何考核干部。
由上引申，科学决策的价值判断适于切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分析，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在社会价值体系范围内思考科学决策，将科学决策与社会价值评判的现实条件结合在一起是科学性的必然结果，同样的逻辑适用于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不仅要用科学支撑来论证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必然性，而且需要用价值导向的引导和教化，才能将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所以，科学决策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制订科学决策之前，决策者应当会同专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和评估，提出发展目标和具体的运作手段，并随着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修正；
科学决策又是一个参与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各利益群体和个人参与政策的讨论和政策的制定，并参与政策实施，这些参与者在实施科学决策的过程中或者获得一部分利益，或者失去一部分利益。而政府推行科学决策，就是要在对各种利益群体冲突目标的协调中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